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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

这一段对于百家争鸣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样态描绘得十分精彩。其义为： 1．‘道通为一，即是从道的观点看来并无分别。

接着，再由六骸、四肢、九窍的形骸之我，点出一个真君。我们面对死生时，应扬弃悦生恶死的观念。生命的出现与消失，犹如四时的运转一般，乃是大化中的一个过程，了解这一个生命流变的真相，也可不必过于执着死生的忧喜。许多人在迷糊中而不知道自己的迷糊，犹如在梦中而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影子和蛇皮看起来相似，其实不然。

本段最后又归结到以明的方法——使相对者互明。是非的造作，反而把存有的真相隐蔽了。最后，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六十四卦整合为一个生命的系统，意义的系统，建构起乾父坤母的宇宙图景与存在秩序。

帕台农（Parthenos）意为处女，帕台农神庙即处女闺阁。对这个敬与畏的对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个体只能是悟而觉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孔子为代表，家的意象原型被建构为儒教文明的世界图景、存在秩序和意义目标，这就是《易传》大德曰生、乾父坤母的命题系统。伊利亚德从本体论层面的世界建构之所成，可以叫作世界图景，而埃里克·沃格林将这一宗教学洞见运用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和分析，以某一文明之神圣存在为根据而形成的人生目标及路径规划，就是所谓存在秩序了。

对弱小的希伯来人来说，非如此不足以给自己带来信心的提升。乾坤初交而生震，故《易传·说卦》谓万物出乎震。

主要的改变在于：此前德尔菲人是进入神庙、并于寤寐之中获取神谕。也许，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战略家的邪恶轴心描画，以及历史上的诸多殖民行为，与基督教世界图景中的二元对立及末世论对抗性思维加以勾连很难获得承认。《易传·彖》的解释是刚柔始交而难生。毫无疑问，这乃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最重要的奠基阶段，也是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大明》）的文王，其忧患既关乎自身，也关乎民生，更关乎天命。因此奥林匹斯神祇的神格不过是自然人性在数量级上的放大，不同的只是欲望强度与能力大小。由皇天后土、作民父母到乾父坤母，不只意味着神人关系的亲近化、内在化，也意味着对天之神格的提升，对天与整个世界关系的建构。于是，就有了确立耶和华之至上性（排除诸神）的创世叙事，有了确立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关系之唯一性（得天独厚）的选民叙事。

虽然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以色列人就在被称作迦南的地方建立起了王国，但严格地讲，它们更像是为了应对非利士人的压迫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式的酋邦，因为王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母系神——宙斯女儿——守护神，从帕拉斯到雅典娜的称谓转换背后，是其由地方科瑞（女神）向城邦守护神的神格变化——准确说应是去神圣化。

在这一过程中，鹊巢鸠占、化腐朽为神奇，不仅显示了希腊人的力量，也显示了其卓越的智慧和不羁的想象力，例如巨蟒皮同的墓墩或墓尖被修改为翁法罗斯石，并被神化为大地中心，为德尔菲神庙加持并赋能赋魅。……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利用王国时期的古老文件，编纂出一部正式的民族史，以及法律、习俗和宗教实践的汇编，从而能够以宗教行为为基础重组民族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民族认同转化成一种宗教。

这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沃格林也注意到了天下、文、德、王与国、武、力、霸两套符号系列的差异，认为前者意味着普世文明，后者则只是地方权力。城邦国家的政治形态，决定了其与氏族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尖锐对立。直到中国国家规模和制度架构在秦汉的震荡定型之后，作为轴心期或礼崩乐坏时代的精神之花，儒教的天道系统才真正得到社会落实、政治整合。（2）以屯卦、离卦为上经之始与终。这种差别的原因或结果就是，在他们那里，内在于家的人伦关系荡然无存。

造出来的世界，意味着人与造物主是创造者与被造物的关系，人与万物是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关系。宋代皇帝虽然或佞道，或崇佛，宋孝宗甚至亲撰《三教论》论证佛老长于治心治身，谓其说不异于圣人，有不可替代之处，但仍然不得不承认，治世还得依靠儒教。

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周易》与《连山》《归藏》的真正区别在文本的体例结构上。

小邦周战胜大国殷后，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荀子·儒效》）。雅典的哲学成就，确实有助于基督教走向理论上的成熟，但其本身却很难被划归于宗教序列中。

对汉武帝来说，他最关心的是儒教之天和圣人即神权和圣权与自己所拥有的皇权之关系。然后，便是人与神或神与人甚至神与神在社会中的各种互动构成历史的篇章。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即是此意。《文言》却将其拆解为元，亨，利，贞，并加以概念化，对应植物从种子萌芽、开枝散叶到瓜熟蒂落直至复归土地的四季轮回，隐喻天（乾）本身即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原文本的巫术色彩被彻底清除。

由乾坤二卦组成，结构为乾下坤上的泰卦，其彖辞说天地交而万物通。如果说古希腊早期家庭-部落-城邦的三部曲属于人间喜剧，那么希伯来人家庭-部落（部落联盟）-‘巴比伦之囚‘的三部曲就是命运悲剧。

秦开始的法家变法与古希腊的梭伦改革有一基本的不同就是：梭伦改革是由经济驱动，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重组，要求制度与之适应匹配。文明冲突论为什么是在冷战后提出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本质上是个体叙事与阶级叙事之间的对立，二者都属于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思维。

以中国为例，秦汉帝国可以视为国家的成熟形态，武王伐纣建立的军事集团可以视为部落联盟的高级形态，武王克商之后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而建构起的天下秩序，则可以视为两个端点之间的中间形态，其宗法组织制度表现为由亲戚制度向政治制度的重心迁移、性质转变的过程。二、 家的毁弃与家的升格：希腊父权的民权化与希伯来父权的神权化 库朗热说：要认识古代政制，必须研究古代信仰。

基于这样的考量，周公在建侯卫之后又着手制礼作乐。文王决定重组这一易的系统。《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我生有命在天中的天（神意）人（权力）联系以血缘为基础。

但这里的皇天后土是早期朴素的民间信仰，皇与后都是指君主，权力和主宰的色彩比较重。与之相比，中国的情况则是父权所属部落在获得军事胜利后，通过封侯建国，在新的政治平台上潜滋暗长、平顺发育为王权。

经典造型中的蛇、飞鸟和盾牌诸符号即可提供佐证。正是神圣的这种自我表征才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建构了这个世界，只有显圣物才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标明了一个中心。

其次，是将人嵌入这个天地大生命的系统之中，并赋予特殊地位和使命。二者泾渭分流的原因，仍在其所产生的特定社会环境。